这是一段被反复提及的青春，尽管当事者已经或即将进入人生的第50个年头，但人们一次又一次把她们拉回到近三十年前的那个现场——

  如果不是一起铊投毒案，这将是她们人生中最为美好的回忆之一，可残酷的现实改变了一切。

  活着但已失去了曾经的姣好面容和聪明伶俐，取而代之的是大脑萎缩、基本语言能力丧失、双目近乎失明以及100公斤体重的朱令，以及，这些年来则屡屡被强大的民间舆论所包围她的三位室友。

  4人的青春镶嵌在民意汹汹的时代里，伴随朱令案的每一次发酵，不断显影。每一个人都在竭力寻找真相，却从未离真相更进一步。

  笔者历时一个月，近距离接触朱令案中十几位知情者，为我们还原了多年前尘封时光中的交集悲欣。

  1992年9月的一天晚上，29位清华大学物化2班新生席地而坐在校园内荷塘边的草坪上，新生们开始自我介绍。

  来自北京的学生张利记得，老师让每一个人用家乡话介绍自己从哪里来。从内蒙古迁来北京多年的张磊顺口说了句“丫挺的”，孙维立刻说：“这是骂人的话！”

  “孙维很耀眼。”这是张利对这位北京老乡的最初印象——那天晚上张利没有记住跟孙维同宿舍的另一位北京老乡朱令。

  在自我介绍前，物化2班学生在清华校园内的主楼广场举行了开学典礼，当天的校报记载，他们听一位新同学代表全校师生做了一场关于怎么样才能做好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发言。

  郑智化的《水手》和《星星点灯》在新生入学的过程中循环播放，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听这样的流行歌曲，多年过去，张利仍用“哭腔”形容这两首不断滚动播放的歌。

  这一年的上半年，***刚刚完成了对南方的视察，而更早一年，一群从大学出来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

  失意者俞敏洪离开北大英语系，酝酿创办“新东方”；冯仑和合作者则分头借钱，筹得3万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待这批人取得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后，他们被统一冠以“92派”这个称呼。

  在当年清华2143名报到的本科新生中，陕西宝鸡的王琪、新疆昌吉的蒙古族女生金亚、北京的朱令和同样来自北京的孙维，在缴纳完5年的住宿费125块钱并领到一床新被褥后，终于来到了她们将要生活5年的寝室——清华6号楼的114寝室。

  据去过寝室的朱令母亲回忆，推开114的宿舍门，两张双层架子床靠着两面墙。北京女孩孙维和朱令都选择了上铺，新疆的金亚住在孙维的下铺，陕西的王琪则最终选择住在朱令下铺。

  朱令在床铺上支起了一个小架子，经常参加文艺表演的她会在架子上摆放各种化妆品，例如一支口红。

  这间寝室靠窗的位置摆放着一张桌子，朱令有时会把她的水杯放在桌上；进门右手的长桌上摆放着寝室里4位姐妹使用的洗澡篮；朱令的隐形眼镜小盒则放在进门左手的公用架子的最上方。

  接受采访时，朱令母亲朱明新解释：“北京小孩上学卡得比较严，不到7岁不让上学。不像外地的孩子，可能早一两年就上学了。”

  而这也成了朱令后来选择上清华而非北大的原因之一，因自己感觉年龄偏大，朱令很难接受1990年代初期北大长达一年的学前军训。

  与父辈相比，“文革”对她们的影响可能并不深刻。她们的童年恰好处于一个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转折时期，蒙冤者逐渐得到，人的价值与尊严重新受到重视，经济复苏，百废俱兴……

  放眼四顾，到处都充满了向上的力量和一种从头再来的豪情。这为她们成为那个时代的“好学生”铺下了底色。

  朱令在北京光明小学的同学王晓丽，如今是“帮助朱令”基金会的志愿者之一。她对小时候的朱令印象深刻：

  特别聪明，自主学习能力很强，讨老师喜欢。“老师对别的同学以批评教育为主，但总是劝朱令多休息，多去玩。实际上，朱令学习不是特别用功，她效率高，该玩的时候就玩。”

  王晓丽说，小学时的朱令还当过班干部，但具体什么职位不记得了”。在王晓丽的记忆里，朱令数学成绩尤为突出，且“游泳很好，还有证书”。

  她还记得在一次手工作品展上，朱令做了一个日晷，“跟故宫里的一样，可以根据太阳的光影变化来确定时间，这让同学们都觉得朱令不一般，她的想法比我们多”。

  朱令的初中和高中都在北京汇文中学度过。朱令上大学时反映出来的多才多艺也许与这段就学经历有关。

  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教会中学，始建于1871年，最初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设立教堂时附设的“蒙学馆”，1952年被新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市立第二十六中。在一批汇文老校友的努力下1989年又重新恢复校名，并挂上了早期汇文的英文铭牌PEKIN GACADEMY。

  这是一所带有浓厚西方现代教育方法的理念的中学，素有重视“全人教育”的传统，校训上写着“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为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所题写。

  朱令的姐姐吴今（随父姓）曾经也就读于这所学校，并以当年崇文区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物理系。和朱令一样，吴今在音乐上颇具天赋，且喜欢跳芭蕾舞，曾是北京大学校舞蹈队的主要成员。

  “姐姐更漂亮一点，妹妹身材高一点，两人各有千秋，都是人见人爱的女孩儿……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到她们家玩，姐俩在一架钢琴上合奏的样子。

  当时演奏的曲子是小猫小狗圆舞曲，曲风诙谐幽默，那时他们一家人充满了欢笑，是令人神往的美满家庭。”

  这个家庭在1989年春天被命运打开了一个缺口，正上大二的吴今在学校组织的一次野外游玩中，不幸坠崖身亡，那年朱令在读初三。

  一位朱令的中学同学说：“我还记得当时朱令在食堂边上的小花园里面栽了一棵树纪念她姐姐，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

  在距离汇文中学不到10公里的西城区西皇城根附近，是北京市的另一所百年老校——北京四中所在地。就在朱令失去姐姐的几个月后，孙维进入了这所学校的高中部。

  诗人北岛是这所学校的校友之一，他曾在《北京四中》一文中如此表达他时后对北京四中的憧憬：“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

  这所学校之所以有名，还在于它在“文革”期间被称作“红墙子弟云集之权贵学校”，很多高官子弟都曾在此就读。

  父亲孙大武是民革中央委员，北京市地震局下属的某公司第一任法人代表；爷爷孙越崎曾任中国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国能源工业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伯父孙孚凌（孙越崎侄子）历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高中时期的孙维究竟是啥样子，由于缺乏确切的细节和描述，很难还原。一位自称是孙维邻居的网友曾在天涯社区非常笼统地用3句话概括了他所知道的孙维：“从小学习不错，北京四中毕业，考上清华大学。”

  在这之前，还有一位自称是孙维高中同学的网友用“活泼开朗”来形容那时的她。

  对孙维来讲，3年的高中生活有重要意义，她不仅从这里考上清华大学，还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丈夫谢飞宇，他们是同班同学。

  和朱令、孙维两个典型的北京家庭一样，王琪和金亚的家庭也带着那个时代的浓厚印记。王琪的父母是在陕西宝鸡支援国家三线建设的工人，金亚则来自新疆建设兵团所在的一个小镇。

  青少年时代的王琪在邻居眼里是一个活泼、聪明、有礼貌的女孩，走路连跑带颠，遇到叔叔阿姨会主动问好，且记忆力超强，成绩出众，人称“小电脑”。

  “别的孩子学习时，抱着课本死记硬背，王琪从来不这样，家里书本扔得到处都是，她随便捡起哪本就看哪本。”刘宽民是在王琪刚考上大学时搬来和她家成为邻居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

  在王琪就读的小学，记者遇到了她曾经的体育老师——如今是学校的门卫。他对王琪最深的一个印象是“像个男孩”，这一点和刘宽民的感觉一致。他看到过留着短发、戴着眼镜的王琪一边吮着冰激凌一边蹦蹦跳跳地下楼，还看到过她穿着一双漏出脚趾头的破袜子度过了整个暑假。

  现年73岁的徐云利是王琪家当年所在单元的组长，听到“王琪”的名字时，她很快便想起了王琪父亲的名字。在她和另外几位老人的勾勒下，王琪一家人的情况开始浮于眼前：

  父亲来自山东，母亲来自河南，两人在支援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建设时认识并结婚，婚后育有二女，王琪和她姐姐；姐姐一样学习很好，性格偏静，后来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学；几年前，王琪的父母搬到了西安她姐姐家，为她照顾小孩。

  另外，一位王琪中学的老师说，高考前王琪本已保送清华大学，但她放弃保送资格，执意参加高考，最终考取。

  这个宿舍的4名女生中，金亚的经历最不为人所知。她来自新疆昌吉。1992年，从新疆昌吉直达北京只有一趟T70次旅客列车开通。直到2012年为止，这还是唯一一列从新疆直通北京的列车。

  与宿舍里其他两位舍友相比，朱令与同为北京人的孙维走得更近。两人加入了同一个社团——民乐队。

  民乐队里一位骨干李伟对高个儿女孩朱令印象非常深刻——在这之前，清华大学民乐队曾组织过一场冬令营，当时还在上高中的朱令也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她填写的特长是古琴。

  “当时学古琴的少，我们对她很有兴趣。”李伟说，“但是那一次因为朱令高中老师说朱令水平不行，朱令自己赌气放弃了机会。”这一次，朱令如愿以偿。上大学之后，朱令主动找到了清华民乐队，表示希望加入。

  因为积淀深厚、琴艺出色，她很快被批准加入，并迅速成为乐团骨干。1990年代初，清华里有民乐基础的人并不多，很早就学习古琴的朱令因为基础深厚脱颖而出，除了担任古琴独奏，还担任其他演出的乐器伴奏。

  《老虎磨牙》是清华民乐队的传统曲目，进入民乐队后，朱令从上一届学长们手中获得了这一合奏曲目中的一个角色——负责小鑔，这是一种流行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互击体鸣乐器。

  除了古琴和小鑔，民乐队还派给了朱令新任务——学中阮。朱令更愿意把时间投入到古琴学习上，而不是简单易学的中阮。但跟以往她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好那样，两年后，在民乐队在“一二·九”专场演出中，朱令慢慢的变成了民乐队的中阮首席。

  大二时，朱令参加了民乐队在清华西阶教室的演出。演出结束后，大家都在收拾乐器，这时孙维站在朱令旁边，朱令跟大家说，这是自己的寝室同学，她很喜欢民乐，非常想参加乐队。

  此前，孙维参加过一次民乐队考试，没能通过。李伟为孙维又安排了一场考试，这一次孙维通过了。

  据李伟回忆，孙维第二次考试成绩一般，但大家认为她既然对民乐如此喜爱，“就让她加入好了，专业方面技术可以通过努力来提高”。

  中阮是一种伴奏乐器，音色柔和，独奏曲比较少，但门槛较低，适合初学者。这对同寝室好友在大二期间时不时一起参加表演，在民乐队另一位表演者陈琳印象里，当时清华民乐队规模不算小，光中阮的表演者就可以坐两三排。

  但跟朱令不同，孙维在里面的表现并不出众，陈琳对孙维有印象，是因为民乐队的乐器都属于学校，一届一届往下传，自己用过的中阮上有孙维的名字，她才依稀记得这个人。

  一位民乐队骨干说，孙维喜欢参加乐队的各种文艺活动和Party，在乐器练习方面投入的精力不多。

  在母亲朱明新眼中，这对室友在民乐队的相处并不快乐。那段时间，朱令曾经问母亲朱明新：“为什么一个好朋友即使好到特别亲的地步也总有不好的地方呢？”

  “朱令开始慢慢觉得孙维没把她当好朋友，老是使绊子。”朱明新说，朱令在民乐队的活动本来就多，很少参加班级的活动，这让她心理很有压力。

  据她描述，有一次，民乐队的活动临时取消，朱令就去北太平庄上古琴课，练完后回学校上自习，但孙维告诉班上同学说，当天乐队没活动。

  “这样一来，同学更会认为‘就是乐队没活动，朱令也不愿意参加班里的活动’，这件事让朱令感觉很别扭。”朱明新这样认为。

  朱明新还描述说，另外一次，乐队请了一位老师来教中阮弹奏，孙维说朱令有基础，不用学了，把朱令挤到了后面一排。

  11年后，2005年12月30日晚上，孙维在她的第一次声明中，将自己的性格解释为“直爽、心直口快且嘴有点‘损’”。

  她拒绝承认自己小肚鸡肠和好嫉妒，认为宿舍的气氛并不像媒体形容的那样冷漠，“5年来，我们几个舍友从没红过脸，至今仍是好朋友。”

  “孙维走，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李伟并不记得孙维是何时离开民乐队的，“如果是骨干离开的话，我会知道，而且可能还要做些挽留工作”。

  在这位民乐队负责人的印象里，在民乐队，这对室友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亲密。

  多数时间，朱令对民乐队的记忆仍然是明亮和欢乐的。朱令曾经多次跟母亲提起自己对民乐队的感情，“每天在食堂吃饭，碰到民乐队队员就挤在一起吃”。

  朱令的爱情也收获于在民乐队期间，她的男友是比她大3岁的学长，《老虎磨牙》这出节目里的“老老虎”。

  1990年代，位于西大操场西南的音乐室是清华民乐队的活动地点。每个晚上，音乐室里都会传来琴声。

  那时朱令和她的民乐队的同学们在练习——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每周都会聚集到这间教室里排练。

  草坪上还活跃着另外一支音乐力量，日后风靡校园的水木年华主唱李健是清华校园流行音乐派的代表，这是与民乐队完全不同的一支力量，他们逃课，用歌声挑逗女孩，弹吉他，唱老狼、高晓松们带点颓废的歌。

  1994年底，为纪念“一二·九”运动，民乐队计划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以“韵我华夏，爱我中华”为主题的专场音乐会，还邀请了很多校领导和民乐界的前辈参加。当晚，朱令将弹奏古琴独奏《广陵散》。

  《广陵散》是朱令最拿手的曲子，也是她在公开场合最后一次演奏的曲目。这首关于刺杀的悲剧乐曲又被叫做《广陵止息》，带点悲怆地意味着人生落幕。

  1994年11月24日，朱令21岁生日。为赶“一二·九”的演出排练，她打算与父亲尽快吃完晚饭便赶回乐团，却因为肚子疼得太厉害，什么也吃不下。没过几天，她开始掉头发。到12月11日正式演出那天，朱令已经腹疼难忍。

  演出结束后，民乐队的成员在清华南门的一家小餐馆庆祝，大家哼唱着刚刚演出的曲调，所有人都很兴奋。但他们事后回忆，发现朱令没能参加。

  “之后才听说朱令当时已经3天没吃饭，完全靠意志完成的演奏。”清华大学民乐队一位老队员回忆。

  演出结束的第二天，朱令回家，她告诉母亲朱明新已经“疼得受不了”。一个月后，朱令的头发彻底掉光。在同仁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后，疼痛仍在加剧，但医院却始终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环境系女生张博，曾经和朱令一同上过“视听练耳”课，曾意外地看到朱令“剃了个光头，戴着顶帽子”，心里嘀咕着：“真是特别酷！同班的物理化学课代表陈忠周回忆说：“那时很多同学都觉得她脸色有点苍白，但是没有想到已经病得那么严重。”

  女儿越来越弱的身体让朱明新很不放心：“我每天下了班就到学校去给她送中药、送面包，看一下她情况怎么样。”看到朱令时，女儿已经连从床上下来、到床底下拉出纸箱子都很吃力了。

  去照顾朱令时，朱明新和寝室里的孙维有过一次照面，孙维劝告朱明新：病来如山倒，劝朱令多回家休息。

  这给朱明新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我对朱令说你说人家不懂事，我看已经懂事多了。”

  “一二·九”音乐会结束以后，朱令已经大三，她打算退出民乐队，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和同寝室的姐妹们后来的选择一样，那时的朱令也有着一大堆计划，她想选修计算机和其他课程，她甚至还计划着选修清华的双学位，并攻读研究生。

  复学一个礼拜后，朱令的病情有好转，走路时疼痛也稍许缓解，虽然朱令回家还带着实验报告，但其实她连写实验报告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年寒假陈琳和朱令在清华校园里匆匆见了一面。那是开学前的某一天，朱令穿了一件大的羽绒服，戴了一顶帽子——可能因为头发都掉光了。陈琳迎面打招呼，问身体好点了吗?朱令回答“好多了”。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朱令。

  大约三个月后，朱令第二次出现中毒症状。此后，朱令的病情迅速恶化，由于呼吸不畅，在3月22日那天接受了气管切开手术。

  朱明新把自己的朋友请到家里来，给朱令做全身按摩、用盆水泡，但都无济于事。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曾怀疑是“铊中毒”，但当时协和医院没有条件做进一步的化验。

  朱令的获救最终得益于当时兴起的互联网，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网络诊断，当年的新闻媒体报道却称之为神奇，《南方周末》在报道此事时用的标题是《神奇的网上救助》。

  1995年，电脑、网络对于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甚至连Internet一词也没有确定的翻译，直到后来才定译为因特网，国内只有北大、清华和中科院连了网。

  朱令中学同学贝志城和他的同学蔡全清利用北大力学系机房的电脑连入Internet，为朱令发出求救信。在随后的十多天里，贝志城等人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封Email。

  大量的英文信涌来让贝志城等人措手不及，他和他的同学在北大发动二三十名同学义务翻译邮件。

  孙维曾提到，1995年4月底北大的一名同学来到114宿舍告诉她们朱令可能为铊中毒，他们收到太多的电邮回信，希望有机会能够帮忙翻译。

  “请问你们何时翻译过？我和我的同学一个字也没看见。最后，我的同学再次去时，一位男同学勉强收下了部分邮件打印稿。”

  贝志城的北大同学曾找到物化2班的团支书薛刚，希望他发动班里同学帮助翻译，贝志城称：此后，他每次催要，都得不到任何翻译的结果。

  薛刚解释说：他们并没有打印稿，而是自己去北大取回存有电邮的磁盘，使用实验室的电脑打印后，由包括孙维在内的班里同学连夜翻译。第二天，所有的翻译和分析结果全数由系领导转交协和医院，系领导是物化2班与协和医院所有联系的中间渠道。

  4月28日，再也等不及协和医院做出回应的朱令家属，拿着互联网传回的援助信息，将自己收集的朱令的皮肤、指甲以及血、尿、脑脊髓液等样品，一起送往北京职业病防治所，终于确诊是铊中毒。

  但为时已晚。此前充满朝气的朱令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瘦弱的、浑身插满管子、陷入深度昏迷的朱令。

  199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92级毕业典礼，天下起小雨，物化系的31人中，共有28人在那一天领到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在这张不完整的名单中，除了因病休学的张利外，另外两名缺席者分别是114寝室的朱令和孙维。